王莽的手下嚴尤為啥貶低秦、漢攻打匈奴?對領導提反對意見的藝術

從古至今的職場中,最棘手而且吃力不討好的事情,莫過於指出領導的錯誤。假如直說,很容易損害領導的威嚴,不僅達不成目的,還會讓自己吃不了兜著走;但若太過於拐彎抹角,則很有可能會讓對方聽不懂,起不了效果。因此,高明的部下,經常會選擇借古諷今、「指桑罵槐」,有時甚至不得不有偏向性地扭曲事實。

新朝的嚴尤就是這樣,為了勸阻王莽對匈奴用兵的錯誤決定,他一口氣把周、秦、漢三個朝代的對匈奴政策「數落」了個遍。這種看似是在當鍵盤俠的行為,實際上是用心良苦、醉翁之意不在酒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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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先搞明白王莽為啥會對匈奴用兵。這一決策,確實是毫無必要的重大的錯誤。

我們知道,自漢武帝時期起,西漢王朝與匈奴進行了斷斷續續長達百年的戰爭,終於擊垮了對方。公元前51年,南匈奴首領呼韓邪單于親自趕往長安向漢宣帝俯首稱臣;公元前36年,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、副校尉陳湯調集各附屬國兵馬遠征康居,誅殺北匈奴郅支單于。至此,西漢取得了漢匈戰爭的徹底勝利。

其後,在「明犯強漢者,雖遠必誅」霸氣宣言的威懾下,周邊各少數民族政權都處於漢王朝的控制之下,呼韓邪及其後裔一直對中原畢恭畢敬,甚至連王莽篡漢時也毫無改變。

王莽篡漢在後世頗招非議,但這一結果的出現其實是劉氏皇室自己造成的。

自漢元帝起,西漢政治逐漸崩壞、外戚參政成風,統治者「各從其欲,欲所無窮」;土地兼并現象日益嚴重,百姓流離失所,甚至賣身為奴,導致財富向地主豪強手裡集中,朝廷及民間都困頓不堪、動蕩四起,史稱「國家空虛,用度不足。民流亡,去城郭。盜賊並起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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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,王莽被他所代表的儒生階層推上了統治中心。公元9年,他正式改國號、建立新朝,隨後立即著手開啟了自己的一系列改革方案,即所謂的「王莽改制」。

王莽在如今之所以被一些朋友戲稱為「穿越者」,是因為他的許多改革政策帶有現代觀念的影子,比如實行耕地國有制、禁止買賣,廢除奴隸制(當時百姓賣身為奴成風),徵收工商業所得稅等等。

但實際上,這些政策在那個時代並不稀奇,早在漢武帝時期,為了打擊地方豪強,西漢朝廷就採取了強制豪強地主遷徙、施行鹽鐵專賣等政策;而王莽推行的井田、均輸、解放奴婢等措施,其實是對漢武帝政策的繼承,本質是為了打擊豪族地主階層,避免破產農民大量被地主階級控制,使朝廷的賦役人口無限制地減少。

為了讓自己的改革更具合法性,王莽的思路是「托古改制」,即利用人們對西漢統治者的失望、舉起恢復周王朝禮制的旗號,以「上古聖制」的外衣來爭取各階層的支持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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雖然出發點是好的,但王莽的主要問題在於:過度推崇古制,而忽視了現實社會的客觀情況,並且行動過於簡單粗暴,絲毫不講究策略。比如他無視現實規律,強行推行均田制,激起了地主階層的集體反對;強行廢除五銖錢,導致經濟混亂。

如果說上述經濟政策的失敗頂多是有心無力的話,那他在制度方面的一些新想法則堪稱讓人莫名其妙,比如這一點:降低爵位。

稱帝之初,王莽即下令:「漢朝的很多諸侯都被封賜王的稱號,甚至連四夷首領也如此,這是對古制的嚴重違背。從今以後,原來的諸侯王都降級為公,四夷首領降格為侯。」

王莽在這裡提到的古制,指的是先秦時期周王朝的爵位制度――分為王、公、侯、伯、子、男六級。其中,「王」特指周天子,大的諸侯國首領則稱「公」,比如春秋五霸中的齊桓公、晉文公等等。等級分明、不可僭越,這就是周禮所推崇的「禮制」。

當然了,在春秋時期,那些與周王室關係疏遠的蠻夷君長就干過僭越的行為,比如「南蠻」楚國一早就自封為王,這也讓中原諸侯國頗為氣憤;到了戰國時期,隨著禮崩樂壞已成定局,幾乎所有的諸侯都自稱「王」。而隨著秦始皇發明了「皇帝」這一稱號,「王」更是泛濫成災,西漢的宗室子弟大都封王,乃至歸順中原的周邊少數民族首領,也被加封了這一曾經無比尊貴的爵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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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到王莽這裡來。他的詔令頒布后,大量使者趕到各地收繳原漢朝的印信、下發新朝的印璽,匈奴、高句麗等各附屬政權也在其中、

胳膊扭不過大腿,對於這一決定,劉氏宗室毫無脾氣,到了下一年,「漢諸侯王為公者悉上璽綬為民,無違命者」,一共有32人被從王降為「公」,181個侯被降為「子」,後來直接被免為平民。

而在那些周邊附屬政權這裡,遇到的情況則有所不同。

王莽的使者前往東北的高句麗、夫余,往西南抵達句町,往西北走遍西域,把各國的王都降為侯爵,並更換新的印信。

在匈奴這邊,使者王駿等人抵達王庭后,說明了新朝「順應天命」取代漢朝的情況,並要求更換印信。以前漢朝發給單于的印信寫的是「匈奴單于璽」,而王莽下發的則是「新匈奴單于章」,君王專用的「璽」改為尋常人都能使用的「章」,並且還特地加上了新朝的字眼,想用這種方式來貶低匈奴單于的等級、將其納為新朝直屬的下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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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於對中原的信任,匈奴單于當時並沒有檢查印信,並且熱情地設下酒宴隆重招待。直到第二天早上才發現了問題,於是派人前來索要舊印,但它已經被王駿等人故意砸壞。單于無奈,只好派人上書新朝,請求把印信改回原來的字樣。

在政治層面玩弄這種小動作,顯然是不妥的;更可況此前王莽已經讓人挑撥烏桓與匈奴的關係。匈奴單于越尋思越憤恨,於是開始在朔方邊塞外布置軍隊;王莽得知,則策劃從西域出兵。匈奴則也不甘示弱,利用西域在此時的動蕩強勢進軍,中原西域都護的一些官員也投靠了匈奴。一時間,新朝的西、北暗流涌動、危機四起。

對此,王莽則自恃強盛,採取了純高壓手段。同年12月,他派出十二位將領、下令徵召三十萬士兵,分兵十路出擊匈奴。仗還沒打,他就提前把匈奴國土分成了十五塊,物色了呼韓邪單于的15個子孫全都立為單于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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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其他方向,同樣戰火紛飛。在西南方,句町王因為拒絕降級,被王莽設計擒殺,於是句町人憤而起兵造反;

在東北面,高句麗王接受了降級的命令;但隨後王莽下令徵調他們出兵進攻匈奴,高句麗人當然不幹,大量百姓外逃,甚至在沿途殺人、搶劫。王莽歸罪於高句麗侯高騶,並設計將其誘殺,引起了對方的大規模反叛。

公元11年初,匈奴不斷派出騎兵襲擾、掠奪新朝的北部邊鎮,而朝廷的將軍們鑒於大軍集結未完畢、不敢輕易出擊,於是數以十萬計的將士就這麼耗在當地。

大將嚴尤在此時上書,表達了對這一狀況的憂慮,思路如下:

周宣王時代,面對獫狁部落(匈奴前身)的侵擾,只是派兵把他們逐出境外,沒有勞師動眾,所以天下稱頌英明,這是中等策略;

漢武帝竭盡國力跟匈奴作戰30多年,重創匈奴的同時,也使中原疲憊虛耗,這是下等策略;

面對不成氣候的匈奴,秦始皇,輕率地浪費民力,修築萬里長城,導致國力枯竭、王朝覆滅,這是沒有策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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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如今新朝無視災荒遍地、連年饑饉的現狀,不顧後勤、運輸、氣候方面的現實困難,輕率地動員大軍三十萬人;當下既然已經徵調了軍隊,那就應該速戰速決,但現在卻讓幾十萬人白白地待在邊境虛耗糧食、消磨士氣,這樣下去後果嚴重。

因此,嚴尤請求率精兵以雷霆萬鈞突入匈奴境內,給對方一個重創。

站在後世來看,漢武帝、秦始皇出擊匈奴,都是功在當代、利在千秋的偉業;所以單純看「周得中策,漢得下策,秦無策焉」這句話,嚴尤對秦、漢的對匈奴政策進行貶斥,自然顯得有失公允。但結合當時新朝的大環境來看,他的這一番論述顯然帶有明確的目的性:

新朝初創,西漢末年遺留政治、經濟、社會問題讓人頭疼不已;新政剛剛施行,被針對的地主豪強階層正滿懷憤懣地激烈反對;在天災肆虐之下,老百姓苦不堪言、流離失所。目前王莽最需要的,正是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,以整頓秩序、休養生息、恢復國力。而如今,西南、東北都起了動亂,如果與弓馬嫻熟、精於騎射的強悍匈奴爆發全面衝突,後果是不可估量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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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惜的是,決心立威的王莽拒絕了這一建議,繼續不顧後果地往邊境加派戰士、糧草,結果毫無意外:

人們不堪其擾,大量壯丁逃竄山澤、淪為賊寇;

當時正值天災、飢荒盛行,朝廷卻加重徵調軍糧,加上官員從中盤剝,老百姓呼天天不應、叫地地不靈,無數人餓死溝壑,甚至上演了人相食的慘劇;

北伐匈奴的大軍始終沒有找到出擊的機會,海量的後勤消耗供給不足,不少軍人淪為流寇禍害邊境百姓;

西南方面,大部分平叛軍人死於瘟疫,但還是未能平定句町。朝廷加大籌集軍餉,以至於向來富庶的蜀地都被掏空。

最終,王莽的失敗軍事政策,讓西漢末期本就嚴重的流民現象愈發惡化,不僅規模更大,性質上也從求食轉向了作亂,流民終於變成了流賊,形成了綠林、赤眉這兩股推翻新朝的大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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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戲劇的是,在王莽的操作下,民間原本盛行的厭漢思想消失殆盡,出於對當下混亂局面的厭惡、恐懼,他們轉而思念漢朝。在這種大環境下,舉起反新大旗的劉氏宗室得到了大量地方豪強的支持,牆倒眾人推的大勢下,王莽的政權迅速迎來了崩潰。

「國雖大,好戰必亡;天下雖安,忘戰必危」。很多王朝的覆滅都是各種矛盾綜合作用的結果,但對外戰爭往往是導火索。除了王莽外,後來的隋朝也是如此。這一歷史規律值得我們深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