張宏傑:古代中國為什麼要防範商人?

作 者:張宏傑

來 源:正和島《決策參考》

張宏傑:古代中國為什麼要防範商人?

01、在古代,生老病死都由權力決定

歐洲和中國的不同之一,是歐洲在歷史上不存在對商人制度性的刻意打壓。在世界各國當中,古代中國對商人的歧視是最直接而徹底的,很少有國家如同中國這樣,用「士農工商」的排位,將商人列為社會等級的最低一等,並且在生活享受標準、子孫讀書就業等方面進行公開性的歧視。這決定了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路徑不可能與西方同步。

亞當・斯密在《國富論》中說,人類有追求自利和喜好交易的天賦,因此會導致市場分工的自發演進和市場秩序自身的不斷擴展。但是這一理論在中國不盡適用。

在古代中國,「政治地位高於一切,政治權力高於一切,政治力量可以向一切社會生活領域擴張。」如果說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金錢萬能,那麼中國傳統社會則是權力萬能。

在古代中國,有了權力,你就有了一切;沒有權力,你就失去一切。中國古代權力的起源主要依靠赤裸裸的暴力,因此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」,一定意義上對古代中國而言並不完全適用。傳統中國是一個「權力決定一切」的「超經濟強制」的社會。馬克思稱之為「行政權力支配社會」。皇帝們可以憑一己之喜怒,把國家像揉麵糰一樣揉來揉去:秦始皇可以調集全國之力修陵墓、修長城,朱元璋在全國之內組織了數千萬人的大移民,甚至到了清朝康熙時代,尚可一道遷海令下,沿海三十里內,人民搬遷一空。如此巨大的行政動員能力,讓西方人驚嘆不已。

不僅是大事由統治者決定,甚至普通百姓穿什麼樣的衣服,住多大的房子,也要由統治者來具體規定。比如明朝開國之初,朱元璋就制定了一系列規章制度,對細民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進行了明確要求。他規定金綉、錦繡、綾羅這樣的材料只能由貴族和官員們使用。老百姓的衣料只限於四種:綢、絹、素紗、布。他還規定普通老百姓的靴子「不得裁製花樣金線裝飾。」也就是說,靴子上不得有任何裝飾。洪武二十五年,朱元璋一次微服查訪,發現有的老百姓在靴子上綉了花紋,勃然大怒,回宮后,「以民間違禁,靴巧裁花樣,嵌以金線藍條」,專門下令,嚴禁普通老百姓穿靴子。後來北方官員反映,北方冬天太冷,不穿靴子過不了冬。朱元璋遂用格外開恩,「惟北地寒苦,許用牛皮直縫靴。」就是說可以穿靴,但只許穿牛皮的,只許做成「直縫靴」這一種樣式。除了衣服之外,其他的生活起居也無不有明確的規定。比如老百姓的房子,洪武二十六年定製,不過三間,五架,不許用斗恚尾噬0儺蘸染疲普滌靡鰨譜⒅荒苡夢鰨漵嗟畝賈荒苡么善鰲⑵崞鰲

事實上,在中國傳統時代,不存在公域與私域的區別,一切私人領域都具有政治性質,都是政治領域。一個人的生、老、病、死,衣、食、住、行,都需要由權力來規定。

因為權力的獨佔性,所以歷代君主都對商人階層抱有戒備和歧視心理。戰國時期,中國的統治者們就十分銳敏地認識到,經濟力量會威脅政權的穩定。

管仲說:

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,千乘之國有千金之賈,然者何也?國多失利。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,貧則不可以罰威也。法令之不行,萬民之不治,貧富之不齊也。

一個萬乘之國如果出現了擁有萬金的大商賈,一個千乘之國如果出現了擁有千金的大商賈,這說明什麼呢?這說明國家的財富流失到個人手裡了。這是很可怕的,因為有些人變得太富,國君就沒法用利祿驅使他。有些人又太窮了,光腳的不怕穿鞋的,刑罰也威懾不住他。這樣就會導致天下混亂。

因此他提出了著名的「利出一孔」理論,即天下所有的好處,天底下所有的利益,都要從由權力這個「孔」出來,由君主來賜予。他說,「利出於一孔者,其國無敵……予之在君,奪之在君,貧之在君,富之在君。」經濟權力由國家統一掌握,這樣的國家才強大無敵;國君用政策來決定你的貧富和生死,老百姓就擁戴國君如日月,親近國君如父母了。

在其他很多古文明當中,商業都是推動社會發展的重要動力。

公元前3000年,中東的亞述人就開始簽訂商業合約,那個時候甚至有這樣的合夥協議書:14個人集資26塊黃金成立一個基金,交由一名叫阿穆爾伊斯塔的商人管理,這個商人也拿出4塊黃金加入。基金時效4年,收益的三分之一歸這名商人。

而羅馬人發明了法人制度,創造了公司的雛形。「在羅馬法中,人是指能夠擁有財產權,能夠起訴和被起訴的任何個體」、「用法律保護個人權利,明確所有權歸屬,這些正是自由交易和市場形成的前提,也許正基於此,很多學者才把發明公司的榮耀歸於羅馬人」、「羅馬的公司由合伙人共同出資,選舉管理人經營業務」。

古希臘梭倫改革貫穿著一個基本精神,就是「重商」。梭倫採取了一系列保護工商業的措施,他頒布法令:來雅典定居的外邦手工匠人可以獲得公民權。他還特別鼓勵手工業品的出口。這些經濟改革措施有力地促進了雅典經濟,特別是出口的迅速發展。

而大致與梭倫改革同時代的中國法家變法,幾乎無一例外地「抑商」。商鞅制定了一系列歧視性規定,貶低商人的社會地位。他宣布「廢逆旅」,即廢除旅館,使外出經商的人沒有住處。他用重稅限制農民棄農經商,指出「重關市之賦,則農惡商,商有疑惰之心」,加重關市稅收,那麼農民就會討厭經商,商人也會有退縮之心。

因此中國多數朝代都對商人階層設置了歧視性規定。比如西漢「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」,不能穿絲綢,到哪都得步行。晉代為了侮辱商人,讓他們「一足著白履,一足著黑履」,一腳白鞋,一腳黑鞋,這樣奇怪的穿著,就是讓你看起來和正常人不一樣。前秦皇帝苻堅規定「工商皂隸不得服金銀、錦繡,犯者棄市」,不能穿金戴銀,穿綢裹緞,否則殺頭。唐代規定,商人及其子弟不能參加科舉。朱元璋則規定,在穿衣方面,商人低人一等。農民可以穿綢、紗、絹、布四種衣料。而商人卻只能穿絹、布兩種料子的衣服。即使你富可敵國,也沒權利穿綢子。

02、「紅頂商人」的悲劇

記得我中學時讀世界歷史,課本上有一段是講西方資本主義是怎麼發展起來的,說因為歐洲的國王們很窮,打仗辦事得向商人們借錢,錢借多了還不起,結果國王們就被新興的資產階級控制,不得不制定有利於資本主義發展的政策。讀了這些之後我大惑不解:君主怎麼會被商人控制?抄了商人的家,商人的一切不就都是君主的了嗎?西方的君主怎麼那樣笨?

其實我的想法是典型的中國人的思維方式。雖然私有制在中國起源很早,然而中國社會並沒有真正確立起「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」的概念,普天之下,莫非王土,率土之濱,莫非王臣。天下的一切,都是皇帝的。因此在中國古代王朝,產權比較模糊,有的朝代允許土地自由買賣,但是有的朝代規定必須由國家來分配,比如北魏和隋唐的均田制。這兩種制度可以無縫切換,說明一切都在權力的任意控制下。

所以,傳統中國不可能產生完善的產權保護制度。中國古代皇權不尊重私人產權,表現在很多方面。

第一,傳統時代的皇帝,喜歡以「遷徙富豪」的方式來控制地方勢力。如果你喜歡讀史書,經常會看到「徙天下豪富實京師」這樣的話。確實,秦漢以來,皇帝經常通過把富豪遷到首都的方式,把地方上的強大家族連根拔起:「從秦以來,經常不斷地徙天下豪富於京師……這些豪富都是大的土地佔有者,把他們遷離家鄉,定居京師,他們只能攜帶走自己所有的動產,而不能搬移土地。結果,他們所擁有的大量土地,便被政府沒收。」 比如「始皇二十六年,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。」 漢武帝「徙郡國豪傑及訾三百萬以上於茂陵。」 明太祖建國不久,即下令遷江南民十四萬戶到鳳陽(朱元璋一度打算以鳳陽為首都)。1391年,遷天下富戶五千三百戶到南京。1397年,又強迫各地富戶一萬四千三百餘戶遷到南京。

把富人遷徙到首都,意味著一大家人不得不放棄原來的生活方式,放棄大量的土地,更別提漫長的遷徙路上老弱人口的生病死亡。這些舉動用今天的眼光看,無疑是嚴重侵犯民眾權利的行為,但是歷代傳統史家習以為常,均認為是雄才大略的舉動,以為這樣才能長治久安。

第二,傳統時代皇室和政府採購中,經常通過強買強賣的方式來占商人的便宜。白居易的《賣炭翁》描述的就是唐代官府「和買」的過程,一千多斤炭,半匹紅綃一丈綾就換走了:「一車炭,千餘斤,宮使驅將惜不得。半匹紅綃一丈綾,系向牛頭充炭直。」明代衙門「和買」時,也仍然如此,只給一半的價格:「價但半給。如扇子值二錢者只給一錢,他物類是,鋪戶甚苦之。」商人雖然報怨,但是毫無辦法。這些現象,幾乎歷代都有,人們同樣習以為常:人家提著腦袋打下了江山,還不讓人家占點便宜么?

第三,一遇財政困難,國家可以公開掠奪商人財產。比如《舊唐書・盧杞傳》記載:

河南、河北連兵不息,趙贊以為:「泉貨所聚,在於富商,錢出萬貫者,留萬貫為業,有餘,官藉以給軍,冀得五百萬貫。」上許之,約以罷兵后以公錢還。長安尉薛萃荷校乘車,搜人財貨。意其不實,即行撈捶,人不勝冤痛,或有自縊而死者,京師囂然如被賊盜。

因為戰爭頻繁,財政緊張,所以有人請皇帝下令,天下富商,每個人最多只能留一萬貫,多出來的,都要「借」給軍隊。皇帝同意之後,軍隊就開始公開搜捕商人,如果不交錢,就酷刑折磨,有人因此上吊自殺,整個京城如同被暴亂的軍隊搶劫了一樣。

在傳統時代,遇到財政困難,政府強迫富商捐款甚至扣發百官工資是經常上演的情節。比如晚清鎮壓太平天國的軍費,相當一部分是這樣得來的。

除此之外,更別提國家政策朝三暮四,政策環境和法律環境極不穩定。

所以在傳統時代,財富不能給一個人帶來安全,因為它隨時可以被權力剝奪。權力可以讓一個人一夜暴富,也可以讓他一夜赤貧。漢文帝病了,長了個瘡,怎麼也治不好。鄧通就給漢文帝吸膿。漢文帝很感動,特許他可以冶銅鑄錢,鄧通遂一躍而富甲天下;過幾年,漢文帝死了,漢景帝上台,厭惡這個靠拍馬屁上來的人,於是鄧通就「家財盡被沒收,寄食人家,窮困而死」。朱元璋時代一個有名的傳說是,江南首富沈萬三為了討好朱元璋,出巨資助建了南京城牆的三分之一,孰料朱元璋見沈萬三如此富有,深恐其「富可敵國」,欲殺之,經馬皇后勸諫,才找了個借口流放雲南。沈萬三客死雲南,財產都被朱元璋收歸國有。這個傳說雖然被歷史學家證明為杜撰,卻十分傳神地表現了朱元璋時代富人財富的朝不保夕。

這就造成了一個中國特有的現象,在古代中國,如果想經商致富,就必須與權力結合起來,尋找權力的保護。「三代以下,未有不仕而能富者。」秦始皇開創新制度之後,中國人還沒有不依靠政治權力而能巨富的。

所以從春秋至清代「大商人毫無例外都是與政治有密切聯繫的尋租成功者」,「子貢……范蠡、段干木、白圭諸人,類皆賴政府上之地位,而干商販之新事業」。子貢、范蠡、段干木、白圭這樣著名的商人之所以成功,其實主要是因為他們有政治權力。

《漢書・貨殖傳》載:

(西漢)成都羅裒貲至千餘萬……裒舉其半賂遺曲陽、定陵侯,依其權力,賒貸郡國,人莫敢負。擅鹽井之利,其年所得自倍,遂殖其貨。

羅裒大手筆行賄權貴,借他們的威勢來經商,所以才能巨富。

王毓全研究明代私營工商業的發展,他說,明代那些能賺大錢的大商人「不是一般的大商人,因為他們的商業活動不同於一般的商業經營。他們所憑藉的主要不是資本而是特權和職權,他們所進行的完全不是公平交易而是用強豪奪,他們所獲得的基本上不是商業利潤而是豪奪的財富。只有他們,如皇親壽寧侯張鶴齡,才能『橫行江河,張打黃旗,勢如翼虎』。只有他們,如勛臣翊國公郭勛,才能『水陸舟車皆懸翊國公金字牌,騷擾關津,侵漁民利』」。清代也是這樣。《紅樓夢》中的薛蟠是清代「皇商」的典型代表,清代鹽商無一不依靠政府給予的專賣權才能發財致富。

今天中國社會流行一句話,經商要學胡雪岩。《胡雪岩》成為了熱門的暢銷書,多次再版,銷勢不衰。

那麼,胡雪岩是怎麼成功的呢?一句話,官商勾結,在官場上找到了過硬的靠山。因此他被稱為「紅頂商人」。

胡雪岩本來是錢莊的一個小夥計,為人精明強幹,很有心計。他看到困境之中的王有齡是一支官場上的潛力股,因此投資於他,為此甚至不惜丟掉了自己的飯碗,由此二人結成生死之交。王有齡後來官場發跡,胡雪岩利用王有齡的關係,開設錢莊收穫了第一桶金。

後來胡雪岩又看準時機,以精心的算計和巧妙的手段,靠上了左宗棠,進行大量的權錢交易,借官場勢力,成為天下首富。然而「紅頂商人」畢竟只是權力和市場交媾的私生子。他成因為攀附權力,敗也因為攀附權力,最終成了左宗棠和李鴻章權力角逐的犧牲品。胡雪岩破產之後下場是很慘的,連基本生活都不能保障,在絕望中痛苦地死去。因此,傳統時代的「紅頂商人」最終其實不過是官場的「白手套」。